作為每年最后一個開獎的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有著獨有的“神秘感”。那些專業的術語與理論或許有些晦澀難懂，看似“高冷”的經濟理論早已與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不管是2019年的“脫貧”、2020年的“拍賣理論”，還是今年的最低工資、移民和教育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實則就是我們的日常。

三人共享

北京時間10月11日晚，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3位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這一獎項。

其中，大衛·卡德(David Card)因“對勞動經濟學實證研究性的貢獻”而獲獎，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Imbens)因“對因果關系分析的方法學貢獻”而獲獎。

雖是三人獲獎，但1000萬瑞典克朗(約110萬美元)的獎金卻不是均分，卡德將獲得獎金的一半，另一半將分配給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

據了解，卡德于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爾夫，如今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諾獎評審委員會認為，卡德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研究挑戰了傳統觀念。他的研究結果表明，除其他因素外，提高最低工資并不一定會導致工作崗位減少。本地人的收入可以從新移民中受益，而舊移民群體則有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此前，卡德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我認為不應該把影響經濟作為反對移民的首要原因，這兩者幾乎毫不相關”。而盡管卡德本人極少在政治問題上公開表明立場或提出政策建議，但他的發現經常被其他社會團體引用，以支持增加移民和最低工資的相關立法。

另外兩位獲獎者的貢獻則集中在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于因果關系的方法論。其中，安格里斯特于1960年出生在美國，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現任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

作為經濟學圈內的“頂級流量”，安格里斯特也被中國經濟學界稱作“安神”，他是勞動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和教育經濟學領域內的頂尖學者，在研究美國的人力資本和收入不平等方面貢獻突出。在經濟學業內數據庫IDEAS/RePEc上注冊的56000多名經濟學家中，安格里斯特的研究成果已躋身全球前50名。

與安格里斯特共同獲獎的荷蘭裔美國經濟學家伊本斯，則是在1963年出生于荷蘭埃因霍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應用計量經濟學教授和經濟學教授。

最低工資之辯

在頒獎聲明中，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社會科學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因果關系，比如移民如何影響工資和就業水平，長期的教育如何影響一個人未來的收入，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我們沒有可用于比較的參照物，我們不知道如果移民減少或者那個人沒有繼續學習會發生什么”。

但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證明，和上述情況類似的問題是可以通過自然實驗去證實的。比如說，大衛·卡德通過自然實驗分析了最低工資、移民、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資并不一定會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一國公民可以在收入方面從新移民群體中獲益，而較早移民的人則有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另外，在促進學生未來職場成功方面，學校的資源遠比之前想象的重要。

而來自自然實驗的數據往往很難解釋。因此，諾獎評審委員會指出，雖然這種社會問題有研究價值，但大多數學者卻在試驗方法上無從下手。而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自然實驗方法已經廣泛應用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

“大衛·卡德對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以及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在方法論上面的貢獻表明，自然實驗是一個豐富的知識來源。他們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回答關鍵因果問題的能力，這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益處。”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皮特弗雷德里克松表示。

的確，以最低工資為例，在這個問題上，卡德區別于傳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經過對美國多州的研究之后，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最低工資政策會降低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結論未必正確。

“政府設定最低工資的用意其實是希望企業幫助政府來承擔最低保障的義務”，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唐大杰表示，最低工資的標準是由政府來制定的，但具體每人需要多少收入才能保障基本生活，這個標準是不容易確定的。這是一個復雜的數理論證關系，在美國、歐洲、中國等各個勞動力市場，包括勞動福利在內的具體情況都是不一樣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明太指出，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是很明顯的，最低工資抬高之后，會抬高企業的成本，使得企業在用工和成本之間博弈，從而影響就業率。“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就業缺口增加，可能會促使企業通過改善勞動條件，比如提高最低工資這樣的方式來帶動，為就業帶來正向的刺激作用。”

不過，唐大杰也提到，“從一些實踐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可能也會有抑制就業的作用。一旦確定了最低工資，企業作為雇傭者會擔心，如果按照最低工資必須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對于一些收入比較低、替代性較高的勞動力群體而言，企業可能會無法承擔成本，從而壓低用工需求，抑制就業率”。

“受傷”的勞動力市場

迄今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共頒發了53次，共有89人獲獎。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經濟學細分研究領域的學者獲獎。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以表彰他們“改進了拍賣理論和發明了新拍賣形式”，而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則將目光放在全球貧困的問題上。就像一個風向標，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在一步一步靠近民生。

而眼下受疫情影響，就業問題正是全球頭疼的經濟難題。今年6月，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了一份名為《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2021年趨勢》的報告，其中提到，新冠疫情導致的勞動力市場危機或將持續更久，2023年前全球就業增長規模仍不足以彌補疫情造成的就業損失。

2020年全球有超過4.7億的人處于失業或者未充分就業的狀態，這份報告還預計，2022年全球失業人數將達到2.05億，遠超2019年的1.87億。

“疫情對就業的影響應該說還是比較大的”，樊明太表示，疫情之后，一方面很多人的就業意愿下降，另一方面，靈活就業的方式比較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業的缺口就會增加。

由于疫情反復，今年以來，全球總工作時數損失持續居高不下，第一季度總工作時數減少4.8%，第二季度略降至4.4%。這一缺口相當于第一季度的1.4億個全職工作崗位和第二季度的1.27億個全職工作崗位。

以美國為例，最新數據顯示，美國9月新增就業崗位遠低于預期，僅新增19.4萬個崗位，遠低于道瓊斯經濟學家估計的50萬個。與此同時，就業的缺口也讓各大企業接連選擇增加工資，包括亞馬遜、星巴克等在內的企業紛紛上調了最低時薪，月度0.6%的工資增長將9月同比增幅推升至4.6%。

事實上，比起美國，不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支持財政刺激措施的能力有限，印度失業率已經超過了10%，巴西甚至達到14%，就業和工時的下降已經轉化為勞動收入的下降和貧困人口的增加，與2019年相比，目前全球增加了約1.08億貧困或極端貧困勞動者。

(記者 湯藝甜 趙天舒)

關鍵詞： 諾貝爾 經濟學獎 最低工資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