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保障老人對遺產的處置權，才能檢驗出身邊人到底是為了長期“照顧”，還是為了暫時“監護”。這對于老人的家屬也是一種督促——如果做得不稱職，老人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另請高明”。

上海一位八旬獨居老人通過意定監護和遺贈扶養協議，將300萬房產贈予照顧他日常起居的水果攤主小游的新聞，此前引發廣泛關注。近日，這起事件又有新的進展：老人的妹妹向寶山區人民法院提起申請，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老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

這位老人的遭遇，無疑就是一個悲劇：他的老伴和兒子均已去世，多年獨居，小區水果攤主小游對他關懷有加，處處悉心照料。2019年，老人和小游通過普陀區公證處，辦理了意定監護和遺贈扶養協議的公證，約定在其身后將價值約300萬的房產贈與小游。糾紛正是由此而起——老人妹妹表示其患有嚴重的老年癡呆，質疑相關公證的正當性。

寶山法院的判決書中，鑒定結論寫得很清楚：老人目前應評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其中的關鍵內容，不在于“無民事行為能力”，而在于“目前”。實際上，老人此前與小游辦理公證，正是為了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之前，提前做好安排。《民法典》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等，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因而對于老人妹妹來說，關注的焦點不應是老人當下的狀況，而應該是老人做公證時是否“無民事行為能力”。

對于旁觀者來說，此次事件最大的看點不在于個案如何解決，而在于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獨居老人的遺產，到底應該誰說了算?

老人需要“照顧”的時候，親人長期不見蹤影，而喪失民事行為能力需要“監護”的時候，親人紛紛拍馬趕到。如此輕“照顧”重“監護”的做法，不免給人留下爭奪遺產的口實。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獨居老人一時失察“所托非人”之事，也曾屢屢被曝光。熱播劇《都挺好》中，蘇大強被保姆算計的遭遇也絕非個案。兩種現象疊加在一起，留給人們的問題是，獨居老人的生活狀況到底是怎么樣的?

實際上，兩種現象都是源于一種情況：正是因為親人疏于關懷，陌生人才容易“趁虛而入”。養老最大的困境，不在于物質生活得不到滿足，而在于精神需求得不到慰藉。無論從情感還是從現實看，親人顯然比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更容易走進獨居老人的生活，贏得他們的信任。當獨居老人將遺產留給陌生人的時候，本身就是對親情的一種質疑和否定。正因如此，即使是上當受騙的蘇大強，也引起了子女足夠深刻的反思。當親人們因陌生人“趁虛而入”耿耿于懷的時候，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如果老人的精神生活不空虛，陌生人又怎么能“入”呢?

坦白說，這位老人的做法本身已足夠理智清醒，他沒有頭腦發熱，也不是空口無憑，而是去公證處辦理了公證。作為個人遺產，他當然有權決定房子的歸屬，親情雖然是一個可選項，但顯然不是必選項。

對于老人親屬來說，要想打贏接下來的官司，首先就必須證明老人辦理公證時的狀態。對于獨居老人來說，“我的遺產我做主”不僅應得到支持，而且應得到保護。只有保障老人對遺產的處置權，才能檢驗出身邊人到底是為了長期“照顧”，還是為了暫時“監護”。這對于老人的家屬也是一種督促——如果做得不稱職，老人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另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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