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人口生育率已經長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目前在1.2左右，而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也只有1.8。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2020年相比2019年，全國人口凈增204萬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關鼓勵生育的討論時有發生，近期由恒大集團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拋出的“印錢生娃”論更是登上了熱搜。喧囂之后需要冷靜的思考，我們在討論鼓勵生育問題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討論什么？那些基于人口萎縮描繪的灰暗的經濟前景是否可信？

“鼓勵生育”還是“服務和支持生育”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無論從中長期宏觀的人口經濟關系來看，還是從微觀家庭個人的具體生育行為來看，“鼓勵生育”都是不充分和不必要的。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對澎湃新聞表示，不管是結婚還是生育，首先要尊重個人和家庭的選擇權。“如果覺得生育率低，就砸錢讓大家生孩子，我覺得本身就是對人的一種不尊重。”他還指出，簡單砸錢會對不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多生的群體造成不公平的負擔和壓力，制造新的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耀軍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人口政策問題需要持續的研究，因為人口問題是一個特殊問題，存在慣性。

任遠表示，生育根本上是家庭自主的決定，應該基于和滿足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鼓勵生育”如果偏離了人們生育的意愿，偏離了人們生育行為的具體影響原因，可能反而會不利于家庭的福祉，會帶來負面的反對。

“對于生育政策來說，我們應該看到現在當前的生育意愿實際上已經高于生育水平，因此存在著‘未實現的懷孕’現象，所以需要服務和支持民眾的生育，解決民眾不想生、不敢生的困難；但是，生育政策同時仍然需要避免‘未意愿的懷孕’的問題，對避孕節育提供公共服務。因為我們需要的生育政策，不是要去鼓勵生育，而是服務和支持生育。服務和支持生育的本質，是服務和滿足人們對生育的意愿需求。”任遠說。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立龍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在人口學上，很少有鼓勵生育這個提法，“有個提法叫家庭友好型支持政策，不僅僅是針對生育的，主要是在社會轉型期，由于家庭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原來由家庭承擔的功能不能很好發揮的時候，給家庭一定的支持就成為政策的需求。”

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從提法上更傾向于積極的生育支持政策，因為希望對于個體選擇生育的行為，政策能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減輕他們的婚嫁、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如果是鼓勵，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導向性，隱含的目標就是期望我們的生育水平應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史毅說道。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生育率是內生的，并不是隨便指定一個生育率就萬事大吉。

“經濟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比較低是有內在合理性的，例如女性地位比較高，且勞動參與率很高，這樣女性選擇生育就會有更高的成本，可能會影響職業生涯，或者高收入群體生孩子的機會成本比較高，所以在這樣的國家生育率低是有現實基礎的。”王學博說。

低生育率對經濟傷害有多大

對低人口生育率的擔憂，很大程度上也是擔心人口萎縮將阻礙經濟發展。

任遠表示，我國“人口紅利”在逐步減弱，但是低生育率和人口變動對經濟發展的阻礙關系，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明。他強調，對于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比人口總量和結構更加重要。

“不必過度夸大人口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我國仍然具有龐大的人口總量，具有9-10億的適齡勞動力，還有3-4億的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力資源，而且我國的城鎮化還在繼續發展。結合技術水平的快速上升，技術對于勞動力仍然存在替代，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則在提高。即使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縮的人口背景下，人口變動對經濟發展仍然有豐富的積極作用，需要在經濟發展決策中加以應用發揮。”任遠說。

王學博也表示，實際上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增長率都是很低的，并沒有證據表明低的生育率，會讓經濟衰退。他舉例，歐洲、中國香港、新加坡人口增長率都很低，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人口萎縮會阻礙經濟，反而現在更多的證據是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率比較低，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率比較高。

“生育本身是人自身理性的選擇，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基本權利，從人力資本水平、制度等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看，如果經濟基本面的制度很好、人力資本水平很高、科技很發達，即使生育率低，這個經濟體也會很繁榮，具有吸引力，會有持續發展下去的動力。”王學博說。

張立龍則表示，從最基本的經濟理論比如生產函數看，會發現人口是以勞動力要素的形式在生產函數當中體現出來的。“因此，人口結構或人口規模的變化，對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是有影響的，勞動力要素對于經濟增長是重要的”。

張立龍進一步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勞動力素質不可能短時間之內發生大幅度的增長和變化，在這種其他變量都一定的情況下，長期的人口萎縮特別是伴隨人口結構老化的人口萎縮，對經濟增長很可能是不利的。

張耀軍則表示，實際確實是存在一個臨界點，人口萎縮到臨界點就會形成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但現在還沒有到達這個臨界點。

“因為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未來很多的產業和就業機會都要被人工智能替代，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很多人就不了業，也可能會引發矛盾。”張耀軍說。

澎湃新聞記者 彭艷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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