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移動互聯網逐漸成為與日常生活“形影不離”的伙伴：購物、日常出行、點外賣、移動支付、獲取資訊、休閑娛樂……然而，很少有人會去探究龐大的移動互聯網系統的背后隱藏著什么。

按照《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一書的觀點，“人類和軟件的協同工作為你和我這樣的用戶提供著看似自動化的服務”。但也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正在逐漸變得強大，我們以為它無所不能，但事實遠非如此。一大群“銷聲匿跡”于互聯網背后的影子人，默默地完成了那些人們誤以為是機器完成的工作。人工智能的無限榮耀，有一半歸因于它冒名頂替了真正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數字化工作”這一新世界，會像以往的朝陽行業那樣生機勃勃嗎?筆者傾向于承認，今后的工作形態，可能既不會是美麗新世界，亦不會是一片哀鴻。

人機協同的新世界

“工人原有的主體性被全面塑造乃至取代”，他們看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但同時卻“遭受著更深切的控制”

《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以下簡稱《銷聲匿跡》)是《金融時報》2019年評論家精選的最佳圖書獎得主，作者為人類學家瑪麗·L.格雷和計算機科學家西達爾特·蘇里。他們通過歷時5年的跨界研究，200余次實地訪談，1萬余份問卷調查，揭開了即將波及全球數億人，卻鮮少見諸報端的新世界。

隨手打開社交軟件，選擇小視頻素材，經過簡單配樂添加特效，輸入標題和配文，點擊發送，等待系統上傳，耗時十幾二十秒，該視頻就已發送成功。這是當下基于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社交媒體的尋常體驗。

數十億人每天都在享受著移動應用程序帶來的種種好處，用戶也誤認為是技術和資本，在幫助我們享受如此的便利。

然而并不是，龐大信息技術體系背后，數字零工們被他們的雇主隱藏了起來。《銷聲匿跡》指出，這些工作被拔高成“第二次機器時代”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先驅，或者被認為是更龐大的數字經濟或平臺經濟的一部分。

具體而言，網絡連接、云計算、復雜的數據庫，以及人類計算這樣的工程技術，可以把人類聯結起來，完成單靠軟件本身無法完成的項目。所謂“人類計算”，就是人類與人工智能協同工作。這是代碼與人類智慧的融合，它正在迅速發展。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報告《零工、在線銷售和家庭共享》，2015年美國大約有2000萬成年人通過完成按需分配的任務來掙錢。到2025年，按需工作平臺提供的職業白領信息服務預計增加2.7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2%。經濟學家估計，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長趨勢，到2030年，僅美國就有38%的職業會隨著科技創新而消失，或者轉為半自動化。

另一本書《倦怠：我們為什么不想工作》的描述很直觀：在無燈工廠的流水線上，忙碌的是工業手臂，工人成為照料它們的保姆;在裝扮得像游樂園的科技公司辦公樓里，程序員們扮演著21世紀建筑工的角色，為數字世界添磚加瓦;在一個日益麥當勞化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工作，是人在協調、適應機器，而非相反。

自動化的“最后一公里”

人們暢想人工智能的新應用,自動化的終點線也在改變,所以我們無法確定通往完全自動化的“最后一公里”是否會走完

早在2017年，AlphaGo成了第一個擊敗中國圍棋世界冠軍柯潔的電腦程序，由此引發了很多人對人工智能的恐慌。但技術專家們卻認為：人工智能并不像大多數人希望的或害怕的那樣聰明。

《銷聲匿跡》指出：通過人類圍棋大師對弈的龐大數據庫以及與自己對弈，AlphaGo接受了幾十億個棋局的訓練，從而了解哪種棋路更好，哪個落子位置威力更大。之后AlphaGo Zero與它的鏡像AlphaGo對弈，把之前的經驗又復習了一遍。

正如人工智能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湯姆·迪克里奇所說，“人工智能對世界的淵博知識必須依靠人類補充”，如此才能完成大多數日常任務。現實生活足以顛覆人工智能借助電影給人留下的無所不能的印象。這就是為什么人工智能還必須得指望人類，利用人類對世界的淵博知識來彌補決策的盲區。

瑪麗和西達爾特認為：任何人只要像我們一樣仔細地觀察，走到人工智能的背后，就會發現一個新的工作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軟件管理著人類，而人類則在完成計算機做不到的工作。一旦工人成功地訓練了人工智能,使它像人類一樣工作，他們就會轉向工程師指派的下一個任務，這些任務將不斷推進自動化的邊界。人們暢想人工智能的新應用,自動化的終點線也在改變，所以我們無法確定通往完全自動化的“最后一公里”是否會走完。我們稱之為“自動化的最后一公里悖論”。

在由巨頭亞馬遜運營的MTurk(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的縮寫)、由微軟運營的人類關聯系統(UHRS)、Uber等數字經濟平臺上，數百萬“幽靈工作”從業者在線領取任務，比如對文字圖片等進行分類判斷，審核網約車司機賬戶等。與此同時，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需要在線審核的內容越來越多，僅僅靠自動化工具無法實現。書中提到的瓊和卡拉們會在人工智能失靈時介入，用戶順暢的移動互聯網體驗，離不開他們的辛苦付出。

在“數字零工”中，瓊和卡拉很有代表性。為了照顧年邁多病的母親，擁有傳播學碩士學位的瓊放棄了自己的全職工作，借助MTurk、UHRS等電子平臺申領任務，幫助她獲得最多報酬的工作任務是“審查猥褻圖片”。居住在印度班加羅爾的家庭主婦卡拉是兩個少年的母親，經過一陣子的嘗試，她已經學會了快速瀏覽和申領任務，可以把做飯和檢查孩子作業之間的空閑時間利用起來。

在中國，龐大的移動互聯網體系的背后，也“隱藏”著一大批與人工智能交織的工種，比如人工智能訓練師。他們的工作職責包括“訓練”(飼養)機器人店小蜜，培訓電商高峰時段的臨時人工客服等。

在人工智能訓練師看來，在如今的客服模塊里，人機協同已經成為常態：所有的培訓、商品導入、活動設置都是共享的。可以把智能客服看作是客服部門的同事，其實它也是一種數字化的工具，把人們從重復單調的回答中解放出來，做一些個性化的工作。售前的咨詢類問題，機器人效率和準確性很高。但輪到售中或者會員管理環節，真人的決策判斷無可取代：工作內容迭代升級了，從被動回答客戶的問題變成主動去探索客戶的需求，做一些重點用戶的維護等。

“數字零工”看向未來

未來個人與組織的新關系會是：個人不需要依靠組織而工作，組織也不一定依靠全職雇員來完成任務，工作組合是多元的

我們以為系統公正、機器永遠不會出錯，但事實恰恰相反，機器和系統在超負荷運轉的情況下，也會如人一般“情緒崩潰”“身體崩潰”。比如瓊，她在工作沒有犯任何錯誤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系統失靈而導致賬號被凍結，沒有人向她解釋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這種狀態會持續多久，她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可能重新投入這項工作。再比如，某一地區的個別工人在按需平臺申請到即時工作后，由于各種原因工作成果欠佳，生成了不良的信用記錄，但因程序設計，系統卻將這一地區的工人全都列入了不可信名單，無形中剝奪了很多人的工作機會。這些無法申請此項工作的人，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在系統中經歷了什么，他們被貼上了怎樣的歧視性標簽。這種無妄之災來得毫無預兆，而尋找工作的網絡工人卻毫無還手之力。

來自數字經濟系統的“壓榨”、無企業文化和社交聯絡、勞工福利得不到保障、職業前景不明等困局，的確是當下“數字零工”們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程序員、互聯網內容審核員、人工智能訓練師……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工作的結構變化和升級已悄然展開。談及工作的未來，國內外管理學者們都將研究焦點放在了未來個人與組織的新關系上：個人不需要依靠組織而工作，組織也不一定依靠全職雇員來完成任務，工作組合是多元的。

但《銷聲匿跡》卻認為，工作既是一種技術體系，也是一種社會體系。基于此，按需勞動的下一次迭代最好可以共同承擔明確評估責任，并為工人提供相互支持的手段。“幽靈工作”從業者本人要更懂得協作、善于利用“按需茶水間”構建對自己有利的職場交往圈。

社會學家尼克·西弗曾提出過“算法文化”的概念。在他看來，“算法不僅由理性的程序形成，還由制度、人類、交叉環境和在普通文化生活中獲得的粗糙-現成的理解形成”。西弗認為，算法是由“人類的集體實踐組成的”。但現實中的算法，依然更多地建立在數字邏輯的基礎上。

平臺本身需要在推動市值增長、主營業務良性運轉的同時，為默默付出的勞動者們——“數字零工”們提供基本的人文關懷，包括但不限于：按需平臺建立對工人的共情;為“幽靈工作”供應鏈建立問責制，在企業范圍內實行《好工作準則》;建立工會與平臺合作社;為未來工人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全民醫療、帶薪休假等福利，以及基本工資。

正如作者所言，把“幽靈工作”從影子中拉出來，需要企業主、政策制定者、消費者和公民攜手共進，需要用我們的集體意志重新調整就業，朝著一個共同的未來前進，意識到我們必須相互作出有價值的貢獻。只要問題提出，讓隱于水面之下的巨大冰山浮出水面，所有的難題并非沒有解決之道。

關鍵詞： 機器背后 影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