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記者 徐穎

最近，張執浩上新書了，這次不是詩歌集，而是一本詩學隨筆集。《不如讀詩》從縱向的維度，選取了中國數千年詩歌史上具有節點性意義的詩人——宋玉、陶淵明、庾信、王維、李白、岑參、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李賀、杜牧、李商隱、魚玄機、蘇軾、辛棄疾、龔自珍，將他們的性情和命運與自己的生活生命觀投注在一起，讓今天的詩人與古代的詩人一起對話。該書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成書之后，張執浩意猶未盡，又用“體制”“友誼”“漫游”“登高”“悲秋”“死亡”等15個關鍵詞，從橫向的維度，書寫了自己對中國數年前古代詩人群體的認知，另一本詩學隨筆集《傳告后代人》也將于今年下半年與讀者見面。

《不如讀詩》新書分享會上的讀者

寫這些古代詩人時，我把他們當作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

極目新聞：為什么選擇開始寫一本回望古代詩人的詩學隨筆？

張執浩：作為一名當代詩人，我專注于寫詩30多年，一直想寫一本詩學隨筆。剛開始寫的是現代詩學隨筆，寫了七八萬字之后，覺得不太對勁，只是談對現代詩歌的觀感和認知，就像無根的浮萍，很難談透徹。這部現代詩學隨筆集就被擱置下來了。2020年疫情之后，我居家期間又重讀了清人沈德潛所編的一部唐以前的歷代詩歌選集《古詩源》，讀得入迷，很多古代詩人的人生經歷讓我感同身受，于是，我就想寫詩學隨筆何不寫古代詩人？我想起很多年前《深圳特區報》約我寫過紀念杜甫的文章《兩山之間》，當時在報紙上發表了4000多字，現在又有了許多新的想法，便把這篇文章再寫了一遍，一下寫到了8000多字，《兩山之間》就是《不如讀詩》這本書中我寫的第一篇。寫完16位詩人，我用了一年多時間。

《不如讀詩》

極目新聞：讀《不如讀詩》，感覺您在專業性和通俗性之間找到了一個很恰當的平衡點。

張執浩：《不如讀詩》凝結了我這么多年閱讀古詩的經驗。但我又不想寫成學者解讀古詩的專著，這類寫作太多了，這不是我的專業，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作為一名創作者，我寫這樣一本詩學隨筆的目的，是與古代詩人對話，從古代大詩人身上找到我們漢語詩歌的精神存在根源。我一邊寫一邊就發現，當代詩人都可以在古代詩人身上找到命運的重合點。寫每一位詩人，我都是從他們的性情和命運出發去寫，而不是從文本出發去寫，這就和學者專著拉開了距離。同時，我也不想像現在網絡上流行的寫作那樣，去戲說古代詩人的生活和軼事，臆想古人的生活，我的寫作盡可能做到有史有據，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信史，有文學性的發揮。

比如寫孟浩然，他家境富裕，將近40歲才萌發去長安考科舉的志念。我分析他的出身，他的性情，他為什么考不取功名，如果他考取了又能做什么，這樣一個游歷于江湖的詩人，為什么民間有那么多人喜歡他？包括李白、王維都是他的粉絲。我認為孟浩然是唐代最有親和力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有人設的詩人。

說到李白、王維兩位大詩人，同時居住在長安一個城市長達十年，兩人互相不來往，但他們同時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與其說他們故意為之，不如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和我們當代詩人在生活中的表現也很相像。

寫這些古代詩人時，我把他們當作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沉浸其中。那段時間經常半夜失眠，白天晚上腦子里全是他們。白天看詩人的資料，晚上詩人就會來到我的夢里。

《不如讀詩》

生活在黃鶴樓下，詩人需要一種強大的定力去化解焦慮

極目新聞：這本書的有個副標題叫《在黃鶴樓下談詩》，這個副標題是怎么來的？

張執浩：這本隨筆集，沒有序，也沒有后記，但是在最后一篇文章《我見過黃鶴》中，我講了為什么必須要寫這樣一本書的原因。我到武漢來生活之后，一直住在武漢音樂學院的家屬院，這個地方離黃鶴樓非常近，不管是我出門買菜，去江邊散步，或者以前送女兒去省實驗中學上學，始終都是在黃鶴樓下走來走去，抬頭可見黃鶴樓。作為一個文人，特別是一個詩人，生活在黃鶴樓下是有壓力的，有一種傳統與現代的緊張的對峙感。這種焦慮感，當年李白登上黃鶴樓面對崔顥寫的詩，同樣也有。李白的這種壓力也傳導到了當代詩人身上。中國已經有了這么多光耀千載的詩歌了，我們還寫詩干什么呢，會有一種虛無感。所以，我常說，生活在黃鶴樓下，需要一種強大的定力和心力去和這種虛無感作斗爭。當代詩人該怎么化解焦慮成為自己，我的這本書也是在回答這個問題。

極目新聞：找到答案了嗎？

張執浩：回望古代詩人的人生經歷，我們能夠找到這種答案。一人一命，每個人的命運必須自己去領受。古代詩人讀書的目的，都是為了入仕，有一番作為，但真正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詩人極少極少，除了蘇東坡。比如杜牧，我寫他是應該有所作為、但最終沒有作為的詩人，主要原因是亂入了黨爭，耗散了他的精力；杜甫也一直想當官，后來如愿以償，但他身處亂世，在仕途上沒有大作為；李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官，也當不好官，只有雄心和愿景而已。

清代詩人龔自珍，他如果生活在唐朝，絕對是像李白一樣的大詩人，但他生活在清末，《紅樓夢》誕生之后顛覆了中國古典文壇以抒情為主導的文學風格，開創了敘事文學時代，古典格律詩退隱到文壇的邊緣。龔自珍作為一位這么有才華的詩人，面對時代的發展也無能為力。對應到當下，在生活如此豐富的當代，甚至連小說都開始邊緣化的時代，詩歌更加邊緣化，這個時代的寫作者又該承擔什么，我從龔自珍那里感受到了當代詩人同樣的命運。

如果我們讀懂他們是怎么領受自己的命運的，我們就能從古代詩人那里可以領受一份力量，變得更加豁達。

《不如讀詩》

作為寫作者我佩服的是杜甫，但作為中國人我又非常推崇蘇東坡

極目新聞：在你寫的16位詩人中，你最想成為哪樣的詩人？

張執浩：李白喚醒了我們心中想成為詩人的種子。李白擁有可以在橫行天下的才華，有多少人讀了李白的詩不想當詩人的呢？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想成為李白。當有了一定的人生經歷之后，我們發現永遠不可能成為李白。誰想學李白，誰就會成為一個小丑，李白是天才，是不可學的。

但是有一個詩人可以學，杜甫是可以學的。為什么我們讀杜甫的詩感到親切呢？因為杜甫在用他的血肉之軀領受他所經歷的唐朝的命運。我從杜甫身上學到了一種“與時代玉石俱焚、與日常生活同歸于盡”的力量。杜甫在成都生活的五年，寫出了大量與生活同頻共振的好詩。他既可以發高音，也可以發低音，他從來不背叛自己，忠實于自己。

張執浩在自己的書房

作為寫作者的身份，我最佩服的是杜甫。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又非常推崇蘇東坡。蘇東坡不僅身上背負著巨大的才華，還有把想象變成現實的能力。

極目新聞：以前出新書都是詩集，今年一連出兩本詩學隨筆，是否意味著以后您要在詩學方面傾注更多精力？

張執浩：這兩本詩學隨筆，是我近三年的寫作成果，是我疫情居家期間的產物。但我不想當一個學者，我還是想好好當一個詩人。寫詩是對我內心的解放，讓我卸下所有的壓力，步伐輕快。如果你看到一位詩人，精神狀態萎靡，那肯定是詩人這段時間沒有寫出好詩。如果詩人寫出了好詩，即便再辛苦，也步伐輕快。

（本文部分圖片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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