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報道 3月6日，抖音、小紅書等多家網站平臺發布防網暴指南手冊和網暴治理情況。近一周以來，各重點平臺主動向2361名用戶發送一鍵防護提醒，累計攔截涉網暴違法違規信息401萬余條，清理不友善等信息7.2萬余條，處置賬號8511個。

3月7日，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到：“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堅決懲治網暴‘按鍵傷人’，從嚴追訴網絡侮辱、誹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1.4萬人；辦理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公益訴訟9109件，協同有關部門綜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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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紛紛就加強網絡暴力治理建言獻策。潮新聞記者采訪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聽聽他們對網絡暴力問題的感受和建議。

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及早出臺《反網絡暴力法》

全國人大代表、臺盟浙江省委會專職副主委陶駿

陶駿在今年兩會期間提交了《關于建立健全網暴預警預防機制 及早出臺<反網絡暴力法>的建議》。他關注到，隨著網絡在個人工作和生活中日益重要，網絡上的謠言、誹謗、惡意揣測、人身攻擊等亦蔓延到現實，令當事人不堪其擾，深受其害。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被網暴當事人，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刻不容緩。

他發現，在當前的網絡治理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網絡暴力的違法行為和主體認定難，二是網絡暴力違法證據取證難、維權成本高。”在前期的座談調研中，陶駿了解到，一些網暴當事人在生前曾面臨投訴無門、孤立無援的維權境地；被造謠“東莞老夫少妻”事件中的當事人，一年多后才等來判決，其申請的民事賠償仍無著落；而劉學州的親屬，仍在網暴者的攻擊謾罵中苦苦維權。

陶駿建議，加快出臺《反網絡暴力法》。他指出，當前法律層面對于網絡暴力仍缺乏精確定義以及明確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釋，尤其缺乏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條款作為指引。“需要從法律層面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定義和范疇，以具體化的法律條文指導司法實踐。”

他發現，在網暴的實際維權過程中，受害者往往會遇到投訴入口隱蔽、自證材料眾多、舉報響應遲緩的問題，應督促平臺加強監管責任。“各大平臺應設置一鍵防護功能，同時，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向用戶提供針對網暴信息的一鍵取證等功能。”他強調，一些平臺為活躍度等考慮，對用戶的激烈爭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助紂為虐。對此類平臺，應毫不留情、嚴厲問責。

此外，陶駿指出，在被網暴與維權的過程中，當事人往往極度痛苦。但為了討回合法權益，其需要收集、固定證據，但這個過程，無異于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并且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建議法律界專業人士介入，對其提供免費援助，幫助其甄別、整理證據。

今天下午，陶駿聽完“兩高”報告后產生新想法。陶駿建議，參考浙江檢察機關辦理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推動自訴轉公訴，確立網絡人格權保護公訴原則，同時通過一些公益訴訟的典型案例加以警示。

建議平臺后端強制實名制上網，引入區塊鏈存證技術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羅衛紅

羅衛紅發現，“‘按鍵傷人’不見血，但惡意吐槽或詆毀造謠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孩子。”

羅衛紅指出，在治理網絡暴力的進程中，政府也有不少新舉措，如杭州“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由當事人提請刑事自訴轉為公訴，成為司法機關對普通民眾在網上受到侮辱誹謗以公訴程序查處的首起案件。她呼吁，對于網絡暴力和網絡欺凌的立法迫在眉睫：“法律的懲罰措施應及時到位，而不是造成重大危害后果才進行事后懲處。”

羅衛紅觀察發現，網絡暴力頻發背后有多重原因。“相關法律不健全、不精準；巨大的信息流導致監管難；網絡具有的匿名性使得個人的角色定位產生偏差；缺乏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和向善的力量；個人生活不順利、內心壓力和焦慮無處釋放等等。”

羅衛紅認為，在網絡暴力已經產生重大傷害后果后進行追本溯源，受害者往往需要耗費較高的時間成本。“最主要的是落實平臺的監督責任，倡導實名制上網，在平臺后端強制實名制”，羅衛紅說。

她指出，在治理網絡暴力的過程中，要善用科技和文化的兩只翅膀。把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應用于網絡空間的治理中，以智能換取效能，以算力替代人力。“受害者自己取證不僅艱難，而且容易造成二次傷害，如果證據可以用區塊鏈的方式固定下來，對受害者來說會便利很多。”

在外在約束之外，還需要加強對網民的核心價值觀引領及宣傳引導，以向善向上的文化浸潤力量激發他們內心的正向自我約束。羅衛紅發現，當一個人發表了惡意評論后，很容易引起其他網民的跟風，產生暴力疊加的侵害傾向，導致輿論風向被帶跑帶偏。“內容發布方和平臺監管方有義務進行矯正勸導，及時糾偏，及時制止。”

年輕人互聯網滲透率高，正確看待、應用網絡的教育應走進校園

全國人大代表、寧波市鎮海中學黨委書記張詠梅

張詠梅認為，在社交平臺上帶有暴力性或不實的文字、視頻，其危害性比現實中更大。在平臺和營銷類賬號的推手下，自媒體發酵速度很快，能在短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對個人、單位和集體產生極負面的影響。此外，年輕人的互聯網滲透率很高，但信息甄別能力還沒能相應地提高。中老年群體網民規模增速不斷提高，與之伴隨的是各種沖突和詐騙類事件，對網絡平臺的監管迫在眉睫。

她建議，一方面，從法律層面建立整治網絡暴力的制度體系，網絡暴力事件參與人數眾多，地域跨度極大，需要從立法的角度明確網絡暴力的法律性質和類型，重罰重管。另一方面，對于用戶發布信息的流程，應當展開全環節的監管過程，實行準入準發以及黑名單機制。“手機是自己的，但發上去的東西是公眾的，因此把握住言論的出口尤為重要”，張詠梅表示。

在教育領域深耕了近四十年的張詠梅發現，由于網絡高度發達、傳播速度很快，輿情爆發后進行補救往往已經來不及，因此事先預防尤為重要。“一方面，我們在學校里是禁止學生攜帶手機的，讓學生不過多地暴露在網絡世界里，盡量地放下手機，拿起生活中的書本；另一方面，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們會更注重心理教育。”

她介紹，學校平時應抓住思政課和德育小課的機會，引導學生正確利用網絡、看待網絡上的評論，從生活中的小事開始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同時正視自己的心理健康需求。“我們學校目前實行的是‘醫教結合’的模式，除了原有的三位專職心理老師，還引進了兩位駐校心理醫生，給孩子提供比較全面的心理援助，反響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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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代表們就治理網暴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吳碧霞：有關部門要加快對網絡暴力行為的處置速度，不僅要向受害人和廣大網民提供便捷化的違法線索反映渠道，還要及時判斷和處置，避免網絡暴力事件危害升級。

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盡快出臺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從法律層面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定義和范疇，以具體化的法律條文指導司法實踐，常態化治理網絡暴力。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廣元市蒼溪縣白驛鎮岫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李君：對容易給未成年人群體造成傷害的有害信息進行清理，對發布者要追究法律責任，情節惡劣者要追究刑事責任。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水上運動管理中心運動員徐詩曉：打擊網絡暴力，法律應成為網絡施暴者的懸頂之劍。檢察機關要加強對網絡暴力的治理，特別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自訴案件中，檢察機關可以主動作為，行使公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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